高亨先生学行记略

                     李俊岭

   由山东大学教授董治安先生携友生王承略、刘心明、刘保贞等编纂的《高亨着作集林》,于2004年12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集林》收集高亨先生的着作凡17部,全面反映了高先生在易学、诗经学、先秦诸子、古文字学等诸多领域的辉煌成就。值此书出版之际,我们不禁深切缅怀高亨先生的学行,他的读书、教书、写书的“三书”生涯,特别是他在山东大学工作与生活的点点滴滴,无不萦绕在我们心头,并给我们以治学与做人的莫大启迪。

   好学的少年时代及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

   高亨,又名晋生,是我国当代着名的古文字学家、先秦文化史研究的着名学者和古籍校勘考据的专家。1900年农历七月初四生于吉林双阳县一个小山村。10岁时,取名高仙翘,开始入临村私塾就读,地处偏远,交通不便,1898年戊戌政变及由此引起的民主革命运动,在这里似乎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高先生在私塾里接受的完全是沿袭古老传统的一套封建儒学教育。他知道家境贫寒,读书不易,因此刻苦用功,日夜诵读,八载寒暑从未间断,精通了《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等重要古籍,烂熟到能背诵的程度。这为他日后从事古代文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8年春,高亨先生考入食宿公费的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2年冬毕业。在校期间,除学校课程外,还在地方名士张文澍老师指导下,学习了中国第一部文字学专着、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并系统钻研了先秦诸子的主要着作及前四史。历时5年,大大开拓了视野,粗识了治学的门径。

   1923年春,为求学业上的深造,高先生第一次远离家乡来到北京。入北京弘达学院,补习英语,继而转到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1925年秋,改名高亨,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为该院国学专业首届研究生。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期间,高先生以梁启超、王国维两先生为导师。他的毕业论文《韩非子集解补证》深得梁先生的嘉许,梁先生曾对高先生说:“陈兰甫始把《说文》带到广东,希望你把《说文》带到东北。”并在毕业时赠给他一副对联,予以鼓励:“读书最要识家法,行事不须同俗人。”

   1926年秋,高亨先生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被吉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聘为教授,兼第一师范学校教员,开始了终生的教书生涯。两年以后,转任沈阳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国文专修科教授。“九一八”事变后,随东北大学来到北平。之后,又历任河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西北大学和湘辉学院教授。1945年8月,在四川三台执教东北大学,一年后,随东北大学迁回光复后的沈阳。自1931年底离开东北奔赴关内,至此已整整经过了15个春秋。

   这15年间,高先生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辗转流徙,飘无定居。远离的故土,久别的亲朋,引起他深深的思念;动荡的时局,艰难的国运,更使他忧心如焚。在充满孤独漂泊之感和忧国忧民愁思的日子里,高先生克服种种困难,一直坚持学术研究。他的几部力作,如《周易古经通说》、《周易古经今注》、《老子正诂》、《墨经校诠》等,大体都完成于此时。这几部专着,以其内容丰实、考订精当而享誉学界,从而确立了高先生在现代易学、老学和墨学研究中不可摇撼的地位。

   与毛泽东之间的一段往事

   每一个就读于山大的学子都知道,山东大学的校名是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其实这4个字来源于毛泽东1964年3月底写给高亨先生的一封亲笔信。

   1963年10月至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得隆重而热烈。当时在山东大学任教的高亨教授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在会议即将闭幕时,与包括范文澜、冯友兰等在内的9位先生一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当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介绍到高亨先生时,毛泽东一面亲切地与他握手,一面风趣地询问:“你是研究文学的,还是研究哲学的呢?”高先生回答,自己对于古代文学和古代哲学都很有兴趣,但水平有限,没能够做出多少成绩。毛泽东似乎情绪很好,继续说,他读过高先生关于《老子》和《周易》的着作;并对高先生的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还说了些鼓励的话。

   此一殊荣,出乎高先生的意料,他为此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忘怀。返回济南后,遂将自己的着作《诸子新笺》、《周易古经今注》等6种,连同一信,寄请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转呈毛泽东主席。

   1963年12月,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版《毛泽东诗词》。其中,除收有早已流传很广的27首诗词之外,还有初次发表的新作10首。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编辑部及时组织了一次“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十首”的活动。高亨先生积极参加了这次活动,并附词《水调歌头》一首,以抒所感: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焰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障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随后,高先生把这首词连同一张恭贺春禧的短函寄呈毛主席,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回信。信是用毛笔直行写在几张宣纸上的,遒劲奔放,落款处是足有3个核桃般大小的签名。全文如下:

   高亨先生: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安吉!毛泽东1964年3月18日。

   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山东大学”校名便出自于这封信的信封上。值得一提的是,高亨先生的这首《水调歌头》在《文史哲》1964年第一期发表后,很快不胫而走,在读者中广为传诵,由于气势恢宏,一度被误传为是毛泽东所自作;同时,在辗转流传的过程中,不少抄本上也出现了一些文字讹误。为订正误解,澄清事实,1966年初,中央的一位负责人写信给高先生,提出希望此词能在报刊上重发一次,高先生当即表示同意。于是,时过不久,这首《水调歌头》又在《人民日报》1966年2月18日的第6版上与读者见面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先生同许多教授一样,被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和参加体力劳动。1967年8月,在毛泽东主席的直接干预下,高先生被借调到北京,先住在中华书局,后又由文化部安排一个住处,实际上是被保护起来。从此,高先生便离开工作了十几个年头的山东大学。

   与山东大学的不解之缘

   1953年8月,经陆侃如、冯沅君两位先生的引荐,高先生开始执教于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开始了和山东大学的不解之缘。

   上世纪50年代前期的山东大学,在校长、着名学者华岗的主持下,正一派欣欣向荣。文史两系尤可谓名士如林,学术气氛十分浓厚。高先生在这里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和安排,而优雅的环境,相当齐备的图书资料,以及领导的热情欢迎,友人的切磋琢磨,都使高先生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慰之情。短短几年间,他在承担大量教学任务的同时,陆续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这些成果奠定了高先生在先秦两汉学术文化研究领域的崇高地位。从1956年7月开始,高亨与冯沅君两先生同时被聘任为副博士导师,当时设副博士学位,学制4年,导师资格遴选极其严格,山大文科中只选有两名,全国也很少。这些,给高先生带来了更强大的动力。这段时期,虽然学校由青岛搬迁到济南,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年经济困难,对高先生的生活和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他仍然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反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拨乱反正的大好形势,学术文化领域亟待开拓前进的局面,激发了高先生的工作热情,他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和学习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于1978年动手,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写出了新见迭出的《诗经今注》;几乎与此同时,又在助手的协助下,完成了《周易大传今注》的修订工作;并且出版了《老子注译》。他的《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对于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老聃其人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高先生虽人在北京,但他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山大。他写信给山东大学和中文系负责同志,希望派来助手,以期把自己的科研设想能尽快变成现实。他每于北京住所见到山东大学的同事、学生,总是要谈学术研究,谈教育发展,谈学校建设,情真意切,溢于言表。他甚至几次表示想迁回济南山东大学宿舍,以便为研究工作提供更多方便条件。然而,高先生毕竟已是耄耋之年。况且,他自上世纪60年代患青光眼,至70年代后期,视力已极微弱;又因长期伏案造成双腿肌肉萎缩,直至发展到不能下床;严重的皮炎,周身痛痒,也使他经常难以正常休息,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他的工作,也阻挡了他想回到山东大学的愿望。

   即便如此,高先生对于山东大学的牵挂和关心从未间断。在山大1981年校庆的时候,高先生情满泉城,赋诗志庆,祝愿山大事业的发展:

   神州儿女俱英雄,四化高峰自可登。
   千佛山边万树绿,大明湖畔百花红。
   竞驰革命星旗下,同在春风化雨中。
   五十五年齐鲁地,泰山耸耳听书声。

   “三书”生活感动后世

   高先生常说,自己一生过的是“三书”(读书、教书、着书)生活。他确是以此为职志,以他勤奋刻苦的研究精神,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又以热爱学生,关心后学的博大胸怀,赢得了学生的爱戴。他对于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对事业的不懈追求,以及在工作上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也将作为一种前辈学者的风范,与其学术成就一起,长留在人们的心中。

   高先生被聘为副博士导师之后,系里确定董治安先生为高先生的助手。那时董先生刚刚大学毕业留校不久,对于教学和科研还有许多需要指导和帮助的地方,高先生给予了他无私的关怀。关于当时的情景,《光明日报》1961年9月28日刊登的报道《高亨教授和他的助手》中是这样描写的:

   “高亨对董治安的爱护,更多地表现在传授知识和经验上。1956年董治安刚毕业做助教时,高亨就以每周三次、每次约三小时的功夫,对董治安进行辅导。”有一次董治安先生讲《楚辞》,当时,对于讲课经验不足的董先生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不是很容易处理。因此,高亨为帮助他讲好这一课,给他修改讲稿。不但将讲稿中一些不正确的观点进行了修改,就连字、句、标点也逐个作了修改,重要的地方加了圈点,许多地方还加了批语。这样,他觉得还不够,又把自己讲授这一课的底稿拿出来给董治安参考。以期在内容上能够讲得更充实、新颖一些。”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曾受教于高先生之门的华钟彦教授,1982年在一篇为高先生所撰的评传中说:“他(指高先生)对学生推诚相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语多鼓励上进,开导门径,循循善诱,谆谆入耳。学生每有一善,除奖掖其成就外,又指其小有不足,务使乐于发扬成绩,避免骄傲。遇有不善,则温言告诫,指陈厉害引古喻今,务使心悦诚服,乐于向善。因此,凡受过高先生之教的,都能感到他在学品双方所给予的深厚影响,有如春风化雨,滋润心田,甚至终身不忘。”

   1986年2月2日晨,高先生于北京逝世,终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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