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5年6月20日(上午)

题目:《高亨着作集林》出版学术座谈会

主办单位:

清华大学出版社

山东大学社科处、文史哲研究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胡苏薇: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来宾,上午好!今天山东大学和清华大学出版社在这里共同举办《高亨着作集林》出版暨学术座谈会。《高亨着作集林》已经于2004年12月份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书收集了高先生的17部着作,全面地反映了高先生在易学、诗经学、先秦诸子、古文字学等诸多领域的成就。新闻出版总署已把这套书列为国家十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这是高先生着作第一次结集出版,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在京的很多专家学者都专程来参加本次会议。山东大学作为会议的主办方之一,专门组建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从济南赶来。另外还有部分媒体也派了代表到会,这些都体现了大家对这部书出版的重视和高先生为学为人的敬仰。在此,首先对各位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到会嘉宾:

庞 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着名史学家

李学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着名历史学家

安平秋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

杨 忠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张伯海  中国期刊协会会长

黄 松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彭方雁  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处副处长

葛兆光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

王中忱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邹广文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副系主任

张 涛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

尹小林  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

高 彦  高先生家属代表


山东大学代表团 ( 10 人 ) :

董治安 山东大学教授,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高亨先生的学术助手,《高亨着作集林》主编

陈 炎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院长,《文史哲》杂志主编,文艺学、美学专家

王学典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史学理论专家

廖群 ( 女士 )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专家

王洲明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专家

王培元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专家

郑杰文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先秦两汉文史研究专家

王承略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高亨着作集林》编校组成员

刘心明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高亨着作集林》编校组成员

刘保贞 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教授,《高亨着作集林》编校组成员

媒体:

光明日报图书出版部主任 王玮

中华读书报编辑部主任 祝晓风

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部主任 张圣华

中国新闻出版报 程晓龙

中国图书商报学术版主编 肖自强

《文史知识》编辑部 陈虎

国学网主编 汪晓京(女士)

出版社:

李家强 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研究员

胡苏薇 清华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经管与人文社科分社社长

马庆洲 清华大学出版社文化与传播事业部主任、《高亨着作集林》责任编辑


下面进入正式的会议议程,首先请清华大学出版社李家强社长讲话。

李家强:

  尊敬的各位在京专家,尊敬的董治安先生以及远道而来的山东大学的专家。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机会与山东大学一起举行《高亨着作集林》出版暨学术座谈会,首先对各位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对山东大学的同仁们不避酷暑、远道而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今年恰好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建设25周年,再过几天我们还有一个庆祝25周年的全社大会。回想25年的历程,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社的发展历程。经过25年的努力,清华大学出版社已发展为综合性的出版社,拥有经管、信息、人文、外语、职业教育五个分社,在国内外享有良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清华最早是工科院校,成立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时候以工科为主,近年来清华大学向综合性学科迈进,我们出版社的结构也随着清华大学学科建设的发展而发展。最早,我们的计算机图书在整个出版界还是非常有影响的,我们跟世界上着名的出版社,包括美国皮尔森、汤姆森,英国的剑桥、牛津等,都有广泛的合作,在版权贸易上也有非常大的成就,多次受国家的表彰。在教育系统被评为先进的高校出版社,在全国范围被评为全国优秀出版社。但是应该说在文科建设上我们还是有相当的差距,和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比,我们还有一些缺欠,所以学校非常重视文科的发展,这也促使我们出版社非常重视文科类的出版,我们这在方面加强力量,成立了经管人文分社,整个分社按照社委会领导下的分社社长的责任制,完全是按照文科自身的发展规律来发展。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的人文分社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规模看,我们销售有1亿。从图书结构来看,我们尽可能和清华大学的学科建设相适应,在历史、人文包括新近的传媒、法学等领域都出版了一些比较优秀的图书,尤其在经管方面,我们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市场占有率在逐年提高。这次《高亨着作集林》立项和出版过程,我们又得到了各方面尤其是山东大学的大力支持。新闻出版署已将其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这说明对我们这套着作的出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高亨先生家属在版权方面也做了积极的配合,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山东大学的董治安先生主持了本次的编纂工作,并且带领友生亲自参加文字的校对,使得高先生这部着作被锤炼成精品,具有新的版本价值。对于这些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各位朋友的帮忙。今天我们又在这里与山东大学一起举行这个座谈会,但愿这是我们合作的又一个新的起点,希望山东大学有更多的着作在清华大学出版,我们将尽我们的能力,提供更好的服务。

  各位专家,出版社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界、学术界、新闻界的支持,以往的发展中我们得到了各方面、各领域,尤其跟我们有直接业务联系领域的同志的大力支持,也希望以后继续得到大家的大力支持。

  最后预祝会议圆满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谢谢。

陈炎:

  尊敬的各位专家、尊敬的李社长和胡总编,我受王院长的委托代表山东大学说几句话。我们本次参会的包括社科处、文史哲研究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几个单位。我想表达两个意思,第一对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高亨着作集林》这样的精品表示祝贺,借用毛主席的话 “ 高文典册,我很爱读 ” ,我们也很爱读。清华大学出版社是享有盛誉的出版社,以往在计算机方面已奠定了自己的权威地位,很有影响。这次《高亨着作集林》的出版,是贵社向人文领域的拓展,而且显出了贵社不计眼前的小利益,而追求长远学术价值的眼光和远见,所以非常钦佩。我觉得《高亨着作集林》的出版,首先是为清华大学做了件好事。因为高亨先生是清华学校研究院的第一届研究生,是梁启超、王国维先生培养出的大师级的人物。其次《高亨着作集林》的出版也是为山东大学做了一件好事,因为高先生从1953年直至病逝33年期间执教山东大学,是我们当时四大着名教授之一,我们也是非常感谢。第三,《集林》的出版更是为学术界做了一件好事,因为高亨先生的着作是经过历史的检验。现在研究周易、先秦诸子、诗经、楚辞、古代文字的人必须读高亨先生的着作。精品不是谁说的,而是到现在仍有生命力。所以我也想借此机会向李社长、胡总编、马庆洲先生表示由衷的敬意。

  第二我想表示感谢,感谢以董治安教授为首的编纂、校订人员为本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董老师是我的老师,也是高先生的助手,长期追随高先生进行先秦文学史料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有造诣的学者,所以由他进行本书的编纂整理是最为合适的。而且我粗粗翻了一下,这本书董先生在选题的确定,体例的安排,材料的取舍和文字考虑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应该说是别具匠心。首先选题的确定,我觉得学术集林的方式非常合适。如果真出一个全集,一方面整理时间长,另一方面一般的学者不需要看全部,而《集林》特别方便研究者的使用。在材料的取舍方面,除了以前我们见到的一些版本和着作,还有董先生在海外淘来的绝版,是非常有价值的。在文字的考量上,除了以前的错误修订,又发现了编排出版中的一些错误。可以说,这套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套版本,而且在书的编纂过程中,董老师和董老师的学生也都做了很多的工作,这真是一个薪火相传的事业,让我非常感动。我也想借此机会,向董老师以及各位参加《高亨着作集林》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今天我们的会议不仅仅是《高亨着作集林》出版新闻发布会,同时也是高亨先生学术思想的研讨会。高亨先生作为国学大师他的学术领域非常宽阔。周易、诗经、楚辞、先秦诸子、古代文字学研究乃至古代音乐方面都有研究,我是董老师的学生,应该也算是高先生的再传弟子,但我是研究美学的,而且学养不精,只读过高先生的《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

  但是,今天有很多专家学者,会议虽然规模不大,但层次很高,希望这个会议使我们后学晚辈可以更多地汲取高先生的学术内涵,借此会议对与会的专家学者表示感谢。

彭方雁:

  尊敬的专家学者、各位来宾,早上好。今天《高亨着作集林》出版暨学术座谈会在这里召开,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处对着作的出版以及座谈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加会议的各位专家和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也向会议的主办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借此机会向长期以来对给清华大学文科处给予帮助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这里,我也想把清华文科处的情况向大家做一个报告。清华1925年成立大学部,同时设立了国学研究院,早年清华是名师云集,群星荟萃,除了四大国学院导师还有很多的学者、大师都曾经在清华执教,也培育出了一大批优秀学者,他们既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吸取了西方文化,其学术范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高亨先生就是清华国学院首批研究生,治学方式深受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大师的影响。70年代院校进行调整,清华由综合性大学变成多科工业大学。八十天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学校开始恢复文科院系,文科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000年学校还成立了文科工作委员会,随后又成立了文科建设处以及文科工作领导小组。到目前我们学校文科院系的建设初具规模。建有经济管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学院、美术学院,公共管理院、新闻与传播学院、体育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还设有艺术研究中心,教育研究所等校级单位。在博士点的建设上,17个学科建设上建有三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六个二级学科博士点,覆盖了7个学科门类。重点学科有四个,还有三个教育部人文社会重点研究基地,一个北京市的社科研究基地和国家体育总局的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同时还与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国家部委联合成立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机构。近几年教师队伍也在不断凝聚,科研实力逐步上升。

  老清华文科传统和经验是我们今天学校发展的重要财富,我们人文学院就是在总结以前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古今贯通、中西融汇、文理渗透、综合创新”的范式,并且较好地坚持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较好传统。在新形势下,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去年年初中央发出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就需要我们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与时俱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全面发展哲学科学,不同学者间、不同学科之间、不同单位间、不同地区间都需要团结、加强交流。今天清华大学、山东大学举办座谈会,并有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参加本次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交流机会。所以非常感谢。

  对清华大学出版社近几年对文科建设的贡献表示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逐步深入到了人文社科领域,对文科也有大力支持。2003年出版的《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获得了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科学社会优秀成果二等奖。今年3月份与学校经管学院,举办了2005年社会发展报告首发式及主题演讲,4月份与美术学院联合举办了艺术与科学图书研究会,并且配合2005年清华大学传播学座谈会,精选了一批新闻传播的教材。关于实现教育、人才培养方面也有很多支持,今年4月28号温家宝总理亲笔写了一封回信给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对新闻学院2年级学生李强写的一篇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温总理指出从事新闻事业最重要的是有责任心,而责任心的来源是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做文章。6月16号《人民日报》头条发表温总理回信和这位学生的文章。无独有偶,清华经管学院历时七年做的农村调查报告成果,今年3月份也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也是反映了98年-04年经济系开展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足迹踏遍了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社2001年要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相信出版社明天会更好。此外感谢媒体对文科建设的关心和支持。最后再次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和各界朋友的光临,祝座谈会圆满成功。谢谢!

胡苏薇:

下面请董治安先生介绍一下这套书的编纂过程。

董治安:

  李社长、胡总编,与会的各位专家、朋友们:

  非常感谢各位专家、各位朋友百忙中拨冗出席《高亨着作集林》出版暨学术座谈会。也感谢主持人允许我占用宝贵的时间做一个简短发言。

  时光过得真快,转瞬间高亨先生去世已19年,还是在先生去世不久,我就萌生了为其整理遗集的愿望,也做了些资料的准备,但由于种种原因,工作进展迟缓。2001年,先是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马庆洲博士、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王承略博士提出整理高亨先生遗着的建议,继而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式立项、邀我主持“集林”编务,又约请了山东大学几位年轻学者共襄此事,工作进入快车道。如今,煌煌十卷、堪称精美的《高亨着作集林》得以在清华大学出版社隆重出版,可以说圆了我一个多年的梦。

  “集林” 能够在三年多的时间内顺利出版,得益于各方的相互支持、通力协作。清华大学出版社积极策划选题、制定规划,高师母 (罗璘) 及其子女主动签定协议、全面配合,山东大学各级领导的关怀和照顾,都令人难忘。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山东大学几位中青年教授,他们在承担繁重的日常工作的情况下,不惜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率领一批研究生同学,担负起“集林”之极其烦琐的、一遍又一遍的文字校勘工作。他们为提高整理工作质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集林”汇收专书十六种,又新辑散见论文十七篇为一种,共十七种,三百四十余万字,高亨先生所有出版过的主要着作(除《古字通假会典》以外)和可知发表过的全部论文,大体已尽集于此。应当指出的是,新编“集林”在注意汇编高先生许多传世名作的同时,还力求对先生一部分流传未广、此前少为人知的论着能够有所补辑,也收到了一点成效。例如,第六卷所收《庄子今笺》,原是高先生笺注《庄子》的一份讲义,写于1932年(或稍前),1935年曾少量付印,藏版旋毁于战火。此次“集林”收载的是1971年日本中文出版社刊行的一个影印本,估计是高先生生前自己也没有见过的一个本子。又比,如第十卷《编外论文辑存》所收《古韵鱼部原读考》,是一篇讨论古韵鱼部读法的文字,原载1935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刊》,历来未见于一般书目,也未听高先生本人提及;而另一篇《〈先秦汉魏易例述评〉叙》,这是高先生1942年写给屈万里先生切磋学术的一份手稿,(原稿现藏于山东省图书馆。山东图书馆的书从未彻底清理过。)迄今没有正式发表过。所以,“集林”的出版,应该说是高先生学术成就之第一次相当全面的展现。为了有助于对高先生学术活动的整体了解,我们附收了《高亨先生传略》一文,并约请山东大学文学院王培元教授撰写了《高亨先生生平学术年表》。

  在“集林”的编纂过程中,我们有意坚持了几点:首先,是重视所收书版本的选择,注意选用较好的底本,即相对出版较晚、内容比较完善的本子,或者经过作者、出版社修订过的新本。其次,我们注意尽量保存原印本所附有的有关学术资料,举凡“序言”、“述例”、“说明”、“附录”等,一般不做删动,并酌予编录了一些先生的批文、按语,同时为各书一一编写了“本册说明”,统供参考。第三,我们对排印稿文字的校勘,始终持慎重、认真的态度,以王承略、刘心明(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刘保贞(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几位博士为首的工作组,悉心规范体例、纠谬正讹,甚至更正了一些原单行本排印中久已存在的错误。(比如《墨经较诠》那本书我读了两遍都没发现的错误,这次都更正了。)凡此,都使我们有理由断言:与以前单行各册相比,“集林”的版本价值确乎是后来居上的。

  这里,我个人觉得稍有遗憾的一点,是《古字通假会典》一书未能收入到“集林”,“会典”出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基于当时的条件,所作资料编纂与文字核校都有未能尽如人意的之处;但此书卷帙浩繁,稀见字、异体字又特多,校理与制版都不无实际困难。出版社建议置此书于“集林”之外,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由此使“会典”失去了一次通盘整理和全面校订的难得机会,事情只能另起炉灶了。

  另外,高先生还有少量未曾发表过的手稿,主要有《老子哲学》、《庄子哲学杂论》《尚书(周书部分)今笺》、《先秦文学史(讲稿)》,前三种可能写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后一种写于五十年代中后期。这批旧稿质量不一,但总的看来距离出版要求还相去较远,是以未能收入“集林”。怎样处理为好,也是需要别作研究的。

  就说这些。占用了大家宝贵的时间,谢谢诸位。

胡苏薇:

  听了董先生的介绍,可能更能体会到在《高亨着作集林》出版中所付出的种种艰辛的劳动,出版一本好书确实是不容易的事,在此我也代表出版社感谢所有的参加本书研究和编写的所有同志们,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的努力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付出,我想是不会有这么好的有分量的书最终出版的。

  下面我们进入专家发言阶段。

  本次会议得到了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他们向本次会议提供了国学博览光盘以及价值100元的国学网卡各一张作为纪念品。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本次会议得到了许多学界老前辈的重视和大力支持。着名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很重视本次会议,由于临时馆里有事,不能前来,专门整理准备了一份书面发言,同时他还请我们转告大家,目前他的身体状况和精神都还不错,手头还有许多工作要尽力完成,他也在尽力做,请大家放心,对大家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着名哲学家、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先生,对《集林》的出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现在因为在波兰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所以也实在是不能前来,专门留下了一份书面意见。西北大学的老校长、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人文研究所所长、中国思想文化史专家张岂之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袁行霈先生,本来都希望能参加会议,也是临时公务在身走不开。所以他们也都口头表达了对本次会议的祝贺。下面我们请郑杰文教授代为宣读任先生、汤先生的书面发言。

郑杰文:

  新文化建设必须建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讲批判继承,必须首先了解古人,掌握古人的思想精神。学术研究亦如此,必须了解前人学术研究的真髓,继承其学术成果,才能创新,才能推进学术发展。

  像俞平伯先生的红学研究,过去曾一味地予以批判,但似乎并没有掌握俞先生学术的真髓。只有真正掌握了前人学术思想的基本精神,才能讲批判,讲继承,才能进而讲学术创新。

  范文澜先生说过,怎样进行批判继承呢?必须将前人的研究成果尽数吸收,才能继承,才能创新。范先生说的没错,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必须像海绵吸水一样,尽数吸收,下一步才能讲到发展。

  对待高亨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应这样。高先生的先秦学术研究,根底扎实,甚有特色。值得我们好好继承。我们继承了高亨先生的学术成果,掌握其学术思想,才能将先秦文史研究再推进一步。

  如今,清华大学出版社将高亨先生的主要学术着作,汇编出版,是一件嘉惠学林的大好事,这必将从一个方面推进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高先生着作集林的出版的确是值得祝贺的事情。

汤一介教授的书面发言:

  董治安教授和各位朋友、同行:

  我因要去波兰参加一个会,没有能参加《高亨着作集林》出版发行的座谈会,深为遗憾。对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书深表祝贺和敬意。谢谢马庆洲博士先期把《高亨着作集林》送给了我。

  高亨先生是我国上个世纪的一位学术大师,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这次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亨着作集林》共十卷,既包括了高亨先生对《周易》、《诗经》、《楚辞》的研究、也包括了对先秦诸子的阐释,以及文字学和文史的论述,为我们研究高亨先生的思想和学术贡献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在我教书和研究的过程中,高亨先生的书是我经常要利用的,并从中得到启示。我作过一点老子和庄子的研究,高亨先生的《老子正诂》、《老子注译》、《庄子今笺》等等都是我讲课和研究常常要引用的着作。现在北京大学和包括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的 25 所高校和研究机构正在编纂《儒藏》,高亨先生的着作、特别是《周易》和《诗经》的研究将是我们必须利用的重要参考文献。

                                 汤一介

                              2005 年 6 月 10 日

胡苏薇:

下面各位专家自由座谈吧。

庞朴:

  祝贺《高亨着作集林》的出版,对以后学习中国国学的人有很大的帮助。想起我当初一本本收集高亨先生着作的痛苦,到现在我家里还有版本不一的高亨先生的着作,有的纸质还非常差。以后学生就不存在这样的困难,《高亨着作集林》的出版可以更好地培养出国学人才。毛主席都没办法给高亨先生下定义,见了高亨先生问你是研究文学的还是研究史学的,既文学又史学,那是哲学。到我这个年纪就非常糟糕了,一知半解,大部分的东西根本不懂。我也是山大的,高先生也是山大的,但我在山大国学搞得很少。上个世纪70年代到了北京,高先生住在和平里,我经常去请教。记得有一次高先生问我,你住什么地方,我说住在古楼西大街。他说我住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高四巷,当年我出的对联,到现在没有人对,你能不能对出来?我说什么对联?他说 “ 高晋生高卧高四巷 ” ,这个联很好,但我到现在对不出来,因为我们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和知识储备、敏感度。感觉很遗憾,可能在某一领域有一隅之见,但对整个中国文化到我们这一代相当糟糕,今后会是怎么样,就更值得堪忧。中国语文、中国文学的教育到高中时就结束了,英语的学习到博士的时候还要再学。今后这样的人势必更少,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专家,这个专家不是学者,不是文人。我们的文人、学者、专家的顺序好像越到专家越高,实际上我觉得文人、学者、专家,越到专家知识就越少,这是很悲哀的事。我经常想到“高四巷”这个联,但到现在我也对不出来。感谢高先生的在天之灵,也祝贺着作的出版。

李学勤:

  我也是山东大学的,我今年还在山东大学考古系带研究生。今天山东大学各位老师来这里参会我是感到非常高兴的事。我也见过高亨先生,高先生晚年的时候我有机会拜见几次。有一次我见高先生,他正在回答问题,这几个人问的问题都是字该怎么解。高先生手里拿了一本书,告诉人家这是前韵,这个是顶韵,这有几条,所以应该是这样。每一个回答都用不了二三分钟,对高先生很敬佩,高先生对古书的谙熟程度不是我们能比的。

  《高亨着作集林》是一个精品,无论谁问我,我一定极力保荐。对于这样一部精品的出版,表示祝贺,这标志着清华大学出版社在文科方面做出了成绩。高晋生先生是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这点是不可否认的。而二十世纪学术史的研究我认为这是当前学术界的大事,这部书的出版应该说是在二十世纪学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从上个世纪最后几年开始,由于各方面的历史条件,各个学科的人士对于二十世纪学术的发展特别重视,出了大量的书,大家可以看到,包括各式各样的选集、全集,日记、书信、年谱等等。当然这些书的情况有所不同,可以说是有粗有细,有优有劣。总的来说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二十世纪学术史的研究特别重视,这是很大的事情。在上个世纪之交,也同样是学术研究的大事。梁先生在清华、南开讲近三百年的学术史,包括钱先生也出学术史,都成了经典性的名着,那时候的人讲清代学术史就是他们直接继承的,高先生继承乾嘉学术。所以那个时候迫切要研究的问题就是清代学术有何优劣。特别是在中西文化冲撞的情况下,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是当时最重要的大事。所以直至五四前后,这都是一个显学。今天二十世纪后期到二十一世纪的人,我们这些人所继承的是二十世纪的。那时候讲的清代问题,今天离我们就比较遥远了,不那么亲切了。而对我们影响最大,我们所要继承发扬的是二十世纪的学术,所以我们特别有必要研究二十世纪的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界有什么发展,里面碰到什么问题,有什么结果,这要指导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包括高亨先生的这部着作,我首先是拆开读,看高亨先生经历怎样的学术过程,怎样的背景。在二十世纪风雨中那么多的变化,那么多的事件里,他怎么研究的,这对我们学术界是很重要的,不仅仅是读他的书,了解业务和知识,而是要看一个人在二十世纪里是怎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倒是提倡读这个书。

  高晋生先生最后的学历是清华学校研究院,前段时间我们开了一个会,纪念清华国学院八十周年。高先生是第一班的学生。我就拿出国学研究院四级名单看我能知道多少,在这些名单里我能够认识或者读过他的作品的人,我数来数去只知道三十个人,我个人知识非常简陋,各位老师一定知道得比我多。可是这三十人的着作,如果清华大学出版社可以出一套书,可以摆一书架。当然我们不希望编这么多,我们可以选。他们在整个二十世纪学术史上起的影响和地位是很高的。这不仅仅是对清华的问题,而是代表了当时整个学术界的缩影。经过清华国学院几位老师的点拨,就很明显,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胡苏薇:

  李先生给我们出版社提了很好的创新性的意见,关于国学院着作的出版我们一直在考虑,也想挖掘、整理出版一套有份量的,可以流传下去的东西。如果真要实施,还要靠各位专家具体的指导。另外刚刚李先生还提到了关于二十一世纪学术史的研究。现在,实际上张岂之先生在亲自主持、规划一套“二十世纪人文学术史研究”的丛书,已在我们这儿启动,陆续出版了几本。墨学的研究也在其中,李先生也对这本书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和指导,我们还是有责任把书出得更好。谢谢李先生的指导。

安平秋:

  今天是座谈会,应该祝贺《高亨着作集林》的出版,高亨先生从1926年清华国学院毕业后到他老人家1986年去世,六十年间从事学术活动。第十册传略也写到,六十年间,从《集林》来看,提供给我们的是16部着作,从数量来看是相当可观的。冷静想想我们自己,多少也做一点学术、教学工作,怎么能出这么多东西呢?而且不仅数量,高亨先生的着作的质量是非常高的。我是1960年进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入学以后,接触到的都是一些名家的着作,我们的老师给我们开了五十本书,书单里有高亨先生的着作,课下也读高先生的着作。当然我们没读那么多,这儿看一点,那儿看一点,有的是读了,有的是知道书名没有读。像我们这一代人,“文革”前毕业,多少读一点书的文科大学生,都知道高亨先生。高亨先生的书也是当时必读的书。这十六部着作,不仅仅是在过去的时代里,对学生有教育,是要学习的着作,对学术的也是一个推动,而且是传世之作。今天流传下来,今后也会流传下去。从这个角度看,应该说高亨先生的着作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我们今天所意识到的东西。我看第十册有一个《高亨先生传略》,开头两句写得很朴实,意思大概是高亨先生是着名文献学和古籍整理学者。我看了愣了一下,这大概是董先生的手笔,这反映了高亨先生和山东大学的风范,就是着名的学者。我们现在很容易说谁是大师、大家,特别是一些年纪大的老先生,我想高亨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大师。高亨先生这十六部着作,不仅仅是传世的,也是留给我们这些后学的一笔财富。国家留下来的财富,有的是书,有的是画,我想《高亨着作集林》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出书的范围很大,我感到山东大学或者说高亨先生带着一种朴实的、扎实的学风。这套书的编辑看起来很简单,把十六部着作、17篇论文编在一起。现在仔细看里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每部书前面加了一个《出版说明》,《出版说明》写得很好,很简明,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说明》就写得很好,后面每本书的出版说明也写得很好,这反映了学风。董先生是高亨先生的助理,在高先生去世后做这项工作确实是对高先生很好的纪念。我就想到,我跟杨忠先生入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魏建功先生是1901年生,高先生是1900年生,我们是在魏先生去世后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在2001年给老师开了一个纪念会。那是一种很常见的纪念形式,这次我看是高先生的学生和再传学生把高先生的着作汇总起来的方式纪念,这种形式比聚会的形式更好。聚会比较热闹,也是表达了学生们心情的场合。这种方式更实在。在整理高先生着作过程中后辈也会有提高,同时高先生的着作可以推出传世,这是最好的方式,也体现了默默、扎实的学风。董治安先生我接触多年,过去几个场合都说过,董先生在为人、做事、做学问方面都是我的老师,这不是客气。这次整理《高亨着作集林》,我看他写的东西,《出版说明》以及对高先生的评价,这样一个谦虚、朴实都值得我好好学习。清华大学出版社这次出版,版式和字体打开看就很舒服。而且书名也有特色,因为王国维先生出了《观堂集林》,高先生是王先生的徒弟,出了《高亨着作集林》,以后清华出版社就出《集林》算了!清华大学出版社我接触很少,但印象很好。北大一些地方的工作做得不如清华。清华是以理工为主的,这次《高亨着作集林》出来可以流传后世,大家也都欢迎。清华大学出版社能否在文史方面再加重一点。我们北大的人也很愿意为清华出版社效力。

张伯海:

  在来之前,我已经从各种媒体上看到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高亨着作集林》。高亨先生是二十世纪很有学术成就的一位,他的着作很多但过去散落。清华大学做的这项工作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工作。出版这一块市场系统越来越明,一些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的书往往不被考虑。只有我们高校的出版社在这方面鹤立鸡群,承担起不可推卸的使命、责任,下工夫出版这种高规格的书,这是值得钦佩的。

  另外我个人也上过高亨先生的课,我一生上过许多课,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之一是高亨先生,他在科学的基础上敢于独树一帜地提出自己这样、那样的见解。能在课堂上如沐春风,在人生成长中是永远难忘的。我本来有机会成为高亨先生的学生,当年高亨先生只招一名副博士研究生,我也努力了,但差半分,没要我。后来我一落三千年,转而研究现当代文学,但没研究好。高亨先生那样的造诣是我们无法企及的。时代在发展,社会也在进步,但我们后起者老是感觉跟不上老师,还差一块。应该说后起的优秀学人越来越多了,但真是应该更多地学习。我学得很杂,跟(李)学勤他们都没办法比。但大家都在研究国学,我也很高兴,对我的老师高亨先生《集林》的出版,表示祝贺。

胡苏薇:

谢谢张先生,张先生实际上把他的才智都贡献给我们的出版事业了。

杨忠:

  首先祝贺清华大学出版《高亨着作集林》,拿到这部书有很多感想,我想对我自己来说最重要的是认识到大家风范。我们现在出版社非常多,出版的着作也非常多,但我经常有一个感觉,就是买到一些不该买的书,即使是学术着作也是。所以我最近这一年来不太敢买书,因为老是担心上当受骗,特别是看书名觉得这本书对我可能很有用或者对我可能很有参考价值,但买回家一看往往就觉得是上当受骗。我想跟高先生着作集林一比,确实可以发现一个相当大的不同。拿到这部书有一种很厚重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从高亨先生的着作,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个大家留给我们的风范。我看得很少,我们大学里的必读书有高亨先生的着作,现在颁发文学史的教材,高先生的很多观点现在已被文学史教材吸收,成为定论,他的影响是很广泛的。高先生在他着作的前言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他的谦虚、严谨,他的《周易古经今注》,后来发现跟别人有暗合的地方,后来修订的时候,他就把这种说法归于别人,本来自己也有相同的意见,但看到别人也有差不多的说法,即使他在前,也把这个让给别人,这是很难得的。我们现在学术界还在忙着反对抄袭,经常会发现一些非常不规范的地方,最近我们北大已经出过好几次抄袭事件,跟高先生的精神对比,我们更能体会大家治学的精神。再加上他求实创新、不盲从误人,一切从自己的研究出发,创立新意。他在《诗经今注》的前言里也提到力求言必有据,避免无根,体现了他严谨的学风。我相信这部着作的出版将对我们以及比我们更年轻的一批学人带来很多帮助。另外通过这部书的出版,我也觉得我们搞古籍整理的人,恐怕通过这部书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尽管这部着作是整理当代学人的着作,但是它所体现的整理的精神,特别是董治安先生为首的学术梯队,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很仔细、严谨地整理出来,我想其中一定花费了很多的辛苦。刚刚安先生也提到前面的出版说明写得非常简明,另外我也觉得它的一些注释也都显得非常朴实、严谨。比如这篇文章是从哪里收来的,是谁提供的都在注释里加以说明。我想这也是受高亨先生风范的影响,是以董先生为首的整理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我想这种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踏踏实实地整理老师或者太老师着作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最后我也很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能提供这么好的一部着作。清华出版社这些年在人文社会科学出版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也希望清华出版社以后在人文社会科学出版方面有更多的成绩,提供更多更好的书。

葛兆光:

  他们年纪比较大,都见过高亨先生,我是没有见,所以只能讲讲感想。高亨先生是当年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刚刚李先生讲了,我们前段时间纪念清华研究院的八十周年。我就想起一点点小事。当年最早在研究院带学生的是梁启超和王国维。可是当年的学生里,跟随梁先生的最多,跟随王先生以及后来的陈先生不多,跟随赵先生则更少。我看高先生的书里也经常讲到梁先生怎么说。我想这里有一点微小的差别我们要搞清楚。虽然当时研究院七十多个学生中大多数是非常爱戴、跟随梁先生,但后来大部分研究院的学生做的学问风格是比较偏向王国维先生的路数。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梁先生跟其他的老师不太一样,他跟学生关系非常亲密,而且经常要带学生出去到北海逛一逛。另外梁先生的学问是很容易吸引人的,因为海阔天空,学问广博,包括学术掌故、学术史、佛教,什么都讲。但为什么后来学生比较多地偏向于做基础研究?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有的老师对学生来说是不可学的,你可以受熏陶和影响,但不能具体地跟随他亦步亦趋地做,因为画虎不成反类犬,有时候会出毛病。但具体的文献研究可以扎实地做出一些东西。我猜测,也许他们真正做的时候一定是要做最扎实的。这也就是刚刚庞先生说的基础、博学的这一套路子。

  我们现在的教育应该怎样?前两天我参加过一些会,比如人大办一个国学院,他们要怎样办,也包括其他的一些学校,也想办一些文史哲的综合班,想教学生,都在讨论这些问题。我自己感觉到,现在大而化之的东西、比较宏观在媒体上能引起比较大轰动的东西可能很吸引学生,不过那个东西最好是不要学或者说以后再学。还是先学了入门功夫。其实,高亨先生学问是很大的,但是你看他做的时候,一是把自己的范围很清楚地限制在先秦,最多到两汉。其基本入手的工夫就是文献学、文字学和音韵学。所以我一直坚持现在的学生学学。为什么研究院当时七十多个学生大多数都能成器?而不是像现在的花拳绣腿。我想这跟高亨以及高亨先生背后当时清学国学研究院教学生走的路,是我们现在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应该学习的东西。

  我讲这个有点要扞卫自己专业的意味,古文献专业现在不太景气,但事实上大家看到这套书就是标准的古文献。其实我觉得如果有了这套东西以后,很多东西都能做好。比如你有目录版本校勘学的知识,可能会对很多文献的判断不至于出错,不至于离谱。包括文字、音译小学功夫哪怕学得不太好,说老实话我就学得不太好,学得稀里糊涂。但至少我现在有一条,不大会出低级错误,文史三科最好的教育东西是二套,一个是中国的古文献,学来当做平台,另外是外文的文献和外语做一套。这两个工夫做好了,爱学什么学什么。可是现在我们的古文献受人家歧视得很厉害,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老要讲这个话题,就是古文献的基础有点像马拉松赛跑。现在大家都去学百米赛,百米赛跑一阵就算了,马拉松是时间越长,给你的结果可能越好。比如这本书,我们现在还能记得八十年代以前花里胡哨的书吗?可是这个书清华大学出版社愿意出,因为这是历久弥新的书。

  另外我这个人可能有点窥测欲,特别想看高亨先生的日记、书信。因为李先生也特别提倡学习学术史,学术史不是仅仅学术中着作呈现出来的东西,所以我现在特别愿意看二十世纪学者的书信、日记,希望以后能单独出一个高亨先生的书信、日记集,让我们既看其书又知其人。

胡苏薇:

谢谢葛老师。

王中忱:

  实在不敢发言,我是门外汉,八十年代买过高亨先生的书,但没受过很好的训练,看不太懂。但今天我还是特别愿意参加本次会议。第一对出版社的出版项目表示祝贺。清华大学出版社是以理工科出版着称,在计算机方面处于垄断性的地位。实际上清华出版社在人文出版方面也有很长的历史了,也出过很多好书,像“清华文丛”等等都是受到学术界好评的书。以前我也听李社长说过,清华出版社文科方面已达到了一体亿,这已相当于一般纯文学出版社的水平。《高亨着作集林》的出版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一项标志性的工作。以前我们出这方面的书也有很好的影响,但给学术界留下的记忆没有那么深,这次一是高亨先生着作的份量本身在这儿,二是这次出版表现出了出版家的心态,做的时间很长。我知道这本书其实去年就想出,但后来还是放慢了速度,一定要把质量搞好,这次出来之后确实是在内容上、形式上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也觉得清华出版社出了这样一部着作,也标志着清华出版社以后人文出版到了一个新阶段,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好书。

  今天我是来学习的,特别是一些专家学者不但谈高亨先生的着作,还谈到人文学术应该怎么做。就像李先生讲的那样,我们今天人文学科的教育方式、体制有好多缺憾,所以我们怎么改变现有的教学体制?真正能够培养出像高亨先生这样,给将来能够出现这样的学者的出现创造条件,这是我今天学到的。谢谢!

王洲明:

  首先到会非常高兴,我们都是董治安先生带的学生。我入学的时候,高先生已经到北京了,而且那段时间正在生病,所以非常遗憾我没有见过高先生,我这位师弟王培元先生见过高先生。我今天参加会议非常受教育,也很受启发。

  我讲三点意思,第一点意思高先生的学问高深,作为我们这一代人,达不到高先生那样的学术品位,说博大精深一点也不过分。但是作为董先生的弟子,高先生学门的弟子们我们有一个追求,就是向先生学习。董先生的处事、学问,跟董先生接触多的人都了解,我们作为弟子也是无形地受到了很多的启迪。比如在做学问方面,不敢讲大话,实事求是,起码不出大的纰漏。从材料出发,提炼观点,讲究学术规范,一板一眼地来做,我觉得这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发扬下去。刚刚讲到了文献学,说到底搞研究、搞学术创新起点在什么地方?真正的起点是对文献真正、深入的理解,当然还有一个理论和见识问题。不懂文献、理论性不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高亨先生着作写得这样好,历久弥新就是因为有这些基本的方法和学习研究。所以高亨先生学门要继续发扬这些,当然我们做得很落后,我们今后一定加强研究,好好努力。

  第二点意思,刚刚讲到学术史,这个问题对我很有启发,而且我也想到了跟高亨先生相关的学术史方面的问题。二十世纪学术史研究非常必要,而且我还认为二十世纪学术史的研究还有困难。研究上个世纪的学术史和我们今天评价中国二十世纪学术史可能还有一些更复杂的问题。对这方面,我自己有兴趣,但是觉得做起来确实有难度。我是四十年代生人,二十世纪后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对学术界、学人以及学人的方方面面造成了影响。怎么样来评价他们的学术,包括怎样评价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中从事的学术研究。在那样的情况下,每个人取得了不同方面的学术成就,这个课题做起来困难,但非常有意义。大环境相同,但个人又不完全相同,各个学校的情况也不完全相同。我是北师大毕业的,我知道北师大有其自己的学风,我们北大有北大的风气,清华有清华的风气。当然我在山东大学学习了那么多年,对山大的风气有比较多的了解。大的社会背景包括他们具体生活的具体背景,可能对这些专家的学术成就、学术发展方向都很有影响。我写过一篇关于高亨先生诗经的研究,高亨先生对诗经的研究和别的方面的研究可能还不完全相同,比如医学研究。但对诗经研究,就涉及到高先生对诗的一些具体解释,涉及到高亨先生的为人,涉及到高亨先生的学术追求。我的看法在诗经研究领域中被大部分同行接受,有一些同行也不完全接受。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二十世纪文学史的研究意义非常重大,研究起来有困难,但我们应该做下去。这是对下个世纪学人研究有启发作用。

  第三点意思,山大文史学有传统,而且在相当长的情况下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出现了一批在国内有影响的老先生、老学者,对他们的研究应该加强。另外山大优良传统方面的东西应该弘扬。我借着这个机会对两位院长讲讲我的想法。确实把文史哲的特色,把最强的东西表现出来。谢谢各位。

王学典:

  很荣幸参加本次座谈。董先生曾在研究院做过一次报告,细致地分析了山东大学在血统上不同的来源。山东大学既有清华的学生,也有章(黄学?)派的学生,也有古史辨派的学生,也有北大(?)学派的学生,当然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山东大学在学风上,之所以在人文学术上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全国瞩目的成绩,和融合这些优秀学统的成分联系在一块儿的。今天我们山东大学的同事有很多学统,有很多优秀的东西被继承。王先生谈的问题,我感受也很深。有相当一部分学统被中断了,比较活跃的恰恰是高先生这个学门。在先秦两汉文献的研究方面,做得非常特殊。特别董先生主持《两汉全书》的编纂,已进入到了出版阶段,四十册,两千万字左右。老实讲,这是对高先生学统的非常重要的传承。《高亨着作集林》出版,这对我们深入研究高先生的学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下一步在高先生着作的基础上我们如何做好对高先生学术本身的探讨和研究,这是已经提出的任务。山东大学包括文史哲研究院,承担着相当一部分责任。我们在这方面愿意在董先生的主持下,在高先生学术思想、学术成绩的研究上,准备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刚刚陈院长已经代表我们山大方面对清华大学出版社对《高亨着作集林》的出版表示了感谢,陈先生说得非常到位。高先生是清华大学的光荣也是山东大学的光荣,两个单位联合推出《高亨着作集林》在我看来是对高先生可能有的最好的一种纪念方式。我非常同意上述各位先生谈的意见。包括我们这一代,通过董先生的学统、研究,推测高先生的学统,通过高先生的学统进一步推测王国维、梁启超先生的学统,进而进入到千家百学,这才进入主流。《高亨着作集林》是我们通向或者到达中国古典学术必不可少的桥梁。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对高先生学术着作的研究进一步开展起来。

高彦:

  我是高亨先生的小儿子,我来参加这个会感觉非常高兴,代表了我们家的子女。对《高亨着作集林》能在我父亲母校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表示非常高兴。另外也对清华大学以及清华大学出版社表示感谢。我想我父亲泉下有知也会很欣慰。第二《高亨着作集林》出版,从收集、整理、校订、编辑,董治安先生及其他工作人员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可以说是创造性的劳动。另外对清华大学出版社主编、副总编、责任编辑马庆洲先生对此付出的支持、努力表示感谢。我父亲到现在如果还活着105岁,比我大整整五十岁,我懂事的时候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我看父亲的工作、学习感触非常多。我说一个小笑话,我父亲在北京读书三年,一年中考了三个学校,考了师大、北大然后又考清华。我说你为什么一年中要费这么大劲考这么多学校?他说我当时就是想上一个我喜欢的学校,找一个我认为好的老师,最后考入了清华国学院,对这方面的追求还是很强烈的。他说我跟你说个笑话,我在小房子里住着的时候三年没有叠被子。早上起来洗漱上学,读完书回来就钻被窝,三年没有叠被子,这种学习刻苦的精神是我们子女无法达到的。我对他有一个深刻的印象,62年左右,我当时十一二岁,当时山东大学正在修建新校,文科先搬到新校,我们家住在老校,父亲去上课要走很远的路。那年夏天雷雨比较多,有一天早晨起来就开始下大雨,我母亲跟父亲说今天雨那么大,路远,你干脆跟学校请个假不去了。我父亲说那怎么行,有课一定要去。就匆匆忙忙地去新学校上课,连伞都没带。到中午的时候我妈妈让人去给爸爸送伞,我当时小,也调皮就去了。从老校到新校按现在的算法有五六里地,走到那儿给我父亲接回来。到了新校南边大操场的道上,那时候那里还是很荒凉的,当时水已经齐到我胸高了,还是我父亲拉着我走过来。没过多久,我父亲就决定虽然山东大学新校宿舍还没完全盖好,但是第一批搬到了新校区。他说为了能够及时上课、及时教学。我父亲在这一生当中,可以说对他的学生一直是非常好的,也非常用心负责。但是对家里的孩子可能不像一些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那样用心地培养,我父亲对我们基本是不管的。顶多考完试问考得怎么样,告诉他考了多少分,他一般说 “ 还凑合吧 ” 。我父亲在一生中确实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教学和着作中。对家人以及本人都要求得很简单。对再次各位专家、老师再次表示深切的感谢。

张涛:

  感谢清华出版社的领导,感谢我的母校,也是我常年工作的学校山东大学的朋友,和我尊敬的董老师,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学习高先生的学术思想,领略高先生的人格风范,向在座的各位前辈学习,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对《高亨着作集林》的出版表示祝贺。确实,高先生这部着作,因为高先生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不用我赘述了。高先生的着作经过长期的出版,而且出版单位都不同,搜集起来不是很方便,我自己一直在努力。现在有清华出版社出的《高亨着作集林》起码对学人是一个很大的方便。这本书不仅收集起来方便,而且是最权威、最易得、最好的版本。我自己也想通过进一步的学习来把高先生的思想、治学理念、精神贯彻到我的学术中去,这是一个契机,所以非常感谢出版社,也感谢我的老师、朋友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胡苏薇:

  我想今天的会议应该说开得很成功,在座的各位都是学术界的专家,对高先生的人格风范,对我们整个国家学术的继承创新方面,以及文史哲的教育方面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也做了很好的总结。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在大家发言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会议也是对高先生学术的一个很好的纪念。我们希望高先生这种学术研究的精神可以继续发扬光大。从我们出版社来讲,今后也会努力地出版更多、更好的精品,当然也希望得到在座各位专家的大力支持。最后我代表李社长对各位专家表示感谢。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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